愛因斯坦文集《我的世界觀》展現了他對世界的理解，《我的人生觀》則進一步展示了他在具體生活中的實踐。這本書系統收錄了愛因斯坦關于人生、科學、教育、文化以及戰爭、和平與道德等問題的思考。
1927年3月31日，牛頓逝世兩百周年之際，愛因斯坦在柏林廣播電臺發表了一次紀念演講。這篇講話最令人意外之處在于它揭示了愛因斯坦對“偉大”的理解。他將人類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分為三類：第一類是通過行動和意志影響歷史的人，如政治家和軍事家；第二類是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人，如發明家、工程師和科學家；第三類是提升人類精神境界的人，他們幫助人類獲得更深刻的理解、更高尚的倫理感和更廣闊的視野。
愛因斯坦將牛頓歸入第三類，認為牛頓最偉大的地方在于改變了人類理解世界的方式。牛頓不僅創造了一套新的物理學理論，還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自然理解方法。當時，量子力學革命正在席卷歐洲，海森伯的不確定性原理剛剛問世，玻爾的哥本哈根解釋也開始形成，經典物理學建立的確定性世界圖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。作為相對論的創立者，愛因斯坦深知牛頓體系的局限性，但他仍以一種近乎感恩的態度回顧牛頓的事業。他指出牛頓理論的不足，但強調此后科學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頓思想與方法的延續。
愛因斯坦認為，真正偉大的思想不會因為后來被修正而失去價值。牛頓為自然界建立起嚴格而統一的因果描述，使人類得以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。即使后來者走得更遠，他們仍然站在牛頓開辟的地基之上。這篇講話也是愛因斯坦本人科學觀的一份珍貴自白。
愛因斯坦高度贊揚了牛頓建立決定論自然圖景的歷史意義，認為牛頓第一次讓人類相信自然界的一切現象都遵循普遍法則，處于嚴密的因果聯系之中。這在當時尤其耐人尋味，因為量子力學革命正在改變人們對自然規律的理解，而愛因斯坦后來與哥本哈根學派圍繞決定論問題展開的長期爭論，也使這里關于因果秩序的贊美顯得格外意味深長。
文章還展示了愛因斯坦身上的一種近乎宗教性的精神氣質。他提到牛頓深沉的宗教情感，并認為正是這種情感賦予了他完成偉大事業的力量。愛因斯坦自己雖然不信奉人格神，卻終生保持著對宇宙秩序的敬畏。他認為科學研究不僅是職業，更是一種精神生活，科學發現是對宇宙奧秘永無止境的追問。
這篇講話不僅讓我們看到愛因斯坦眼中的牛頓，也讓我們看到愛因斯坦自己。在紀念一位偉大前驅時，他實際上也說明了自己如何理解科學傳統、科學進步以及科學工作的精神意義。
